蘇仲卿教授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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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台灣人的日本殖民及戰爭記憶
前言
二十世紀前半的兩次世界大戰,都發生了改變世界人文地理的後果。尤其是第二次大戰,科技發達武器進步到核子武器之發明使用,海上、海下、陸上、天空皆成為戰鬥空間,歐亞大陸、非洲、東南亞及太平洋島嶼、太平洋、大西洋都成為戰場,規模與範圍之大,軍民死傷之多,破壞之慘烈,是人類有史以來之最大災難。雖然有不少地域性戰事發生於前,一般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1939年9月1日,德軍侵攻波蘭開始,1945年8 月15日,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並于9月2日簽訂投降書而終止,一共經歷6年又1日之久。
2015年是戰後70年,依例,每十年必行的紀念二戰活動及言論本年也展開,可能今年是對二戰有記憶的人群可以發言的最後機會,好像相關言論特別多。其中有中國及韓國官方針對日本首相十年一次的談話表達「日本對侵略及殖民歷史的認知不夠深刻」的言論,日皇前往太平洋島嶼戰地弔慰敵我雙方戰歿者之靈,以及發表「不讓二戰的記憶風化」的談話,李登輝先生的「二戰期間的台灣是站在日本一邊,在台灣紀念抗日不合事實」的發言,甚至於在日文雜誌出現他稱當年為祖國日本而戰的話,連英國週刊The Economist的8月29日刊的評論欄Banyan都提起,做為其評論日本發起的戰爭在亞洲發生影響的開端,當然在國內引起很大風波。
對一件事的意見表達,日語有「建前(たてまえ)」及「本音(ほんね)」兩種;前者是依照事理的表達,後者是依照主觀的說法。二戰末期,日本政府已經發佈台灣人的徵兵令,假如反抗徵兵令是犯法,所以,以遵法的立場來説,李登輝先生說的是建前,但是,他的本音呢?Banyan的內容也承認李先生所講符合史實,但是「袓國」(motherland)一字加上引用號的背面意義相當明顯。
在中學歷史課學過,歷史是以when(何時)、where(何地)、who(何人)、what(何事)為要點,記錄過去發生事件的文檔。「正史文檔」的編撰是歷史學專家依據資料執行的任務,但是「記憶」是人人都有。以二戰而言,活在戰地的一般人民有受到深刻影響而產生的記憶,假如不將其記錄下來,不會成為歷史的一部份。戰爭是殘酷的人殺人作為,因而有很多人不願意將其醜惡的記憶告人的可能,但是,將個人的戰爭體驗寫出來,讓後代人了解戰爭影響個人的思想與生活的情形,也是相當重要的文化活動。
我1928年生於台灣北端山城九份,有幸活到2015年,願意將一己有關戰爭的記憶紀錄下來做為後人的參考。二戰之外,台灣的近代史最重要的事件是受了日本五十年殖民統治。幼年時,由祖母聽到不少日本開始殖民前後的事件,假如沒有記下來,祖母的記憶將要斷絕;我于二戰末期被日軍拉去當「學徒兵」,差一點丟命,亦應是記錄的對象。
一、祖母的話
1. 中法戰爭
祖母生于1872年,逝于1957年,跨在台灣兩次換朝代時期。以Google Earth找「台灣四腳亭」,就可在新北市四腳亭街東邊角落的基隆河邊看到「蘇厝」的標記,就是祖母的祖厝所在地。1884年中法戰爭時,法國戰艦在基隆港發射的大砲彈飛越丘陵,落在蘇厝的稻田中,炸死祖母的父親及大哥,造成祖母「一天辦兩人出山」的悲情記憶。
2. 日軍進入台灣
基隆河產砂金,成為發現上游牡丹坑露頭,開發九份及金瓜石礦山的端緒。祖母說,她在基隆河洗衣服兼淘金,獲得辦嫁妝的資金,嫁到基隆河上游舊瑞芳沈家(基隆河較下游的瑞芳街是後來開採煤礦而成立)。1895年換朝代,日人派軍在澳底登陸,通過三貂嶺沿著基隆河進入舊瑞芳時,祖母已經是一男一女的母親;她背男嬰牽女兒逃難,但是逃何難?清朝末年,台灣不是治安好的地方。祖母描述的蘇厝像一座城堡,其情形已經在「2013年7月的台灣:台灣人的歷史記憶與台灣意識」一文寫過。
祖母說,她帶兒女逃難的原因是乘天下大亂而來襲的土匪;入夜之後,從避難的山上看到撐火把的一群壯漢與對岸日軍交火而被打散的情形。當年槍枝普遍在民間,才會有民勇抗日軍之事,但是也有鄉下土匪搶民事件不斷,應該也必要放在我們的記憶中。
3. 戰爭改變個人際遇的一例:我家遷入九份的經過
祖母嫁的沈先生早逝,日人據台時祖母已經是寡婦。守寡近十年之後,才與祖父林先生再婚。祖父于1926年去世時虛歲60,可推算生於1867年,比祖母長5歲。他原來是來回於北台灣與廈門的茶師,在北台灣買茶葉,運回廈門交給外貿商為生業。1895年他來台時,有一位堂弟跳船(偷渡)一起來,不幸在臺北城遭遇到日軍的清鄉掃蕩而被誤殺。當年人口買賣是常發生的事。堂弟來台信息由船夫帶回,沒有人可帶回去,會面臨「討人」的嚴重指控,讓他不敢回鄉。
我父親生於1905年。祖父母婚姻的來龍去脈我不清楚,只知道是入贅方式,父親在戶口登記的名字使用「蘇林」雙姓;聽說祖母怕祖父將父親帶去大陸的預防考量所致。原來祖父母在瑞芳開一家豆腐店。父親被新開發的鄰近九份金礦吸引而跑到山上九份去,祖父母也隨兒移居在九份開雜貨店。組成小公司,向台陽公司交納權利金開金礦是父親的本業。九份人說,採金是賺土地公錢,所以在基隆山邊與金瓜石的分界稜線上,有一座九份人合資蓋的,大廟內有原來小廟的「土地公廟中廟」,現在還可以看出捐資的父親名字刻在廟壁石牌上。
也許土地公信仰靈顯,父親開的金礦生利不少,讓祖父在世末年規劃在基隆開「船頭行」,但因不久過世而未成,而父親所賺土地公錢,成為他送三個較大子女到臺北唸書的本錢。
二、我的殖民地台灣及戰爭記憶
1. 殖民地台灣的民政與皇民化運動
日治時代,判別台灣人與日本人的最直接依據是姓名。不單是台灣人有「百家姓」的姓氏依據,還有女子在姓之後,加入「氏」之規定。如我大姊單名「秀」,戶口登記的是蘇氏秀。所以,一看人名就可以判別是台灣女生或男生。台灣光復之後,女名上的氏字立刻被去除,所以應該是日本人定的台灣特有辦法而不是繼承清朝的中國命名法。日治後期有鼓勵台灣人改姓名及申請為「國語家庭」的「皇民化」運動;被特別鼓勵的是如教師、警察等公務員,而有就學及戰時食物配給優惠的鼓勵措施。我家有清朝遺民老祖母與學習日語無緣,不會是全家會講日語的「國語家庭」,父親也沒有改姓名的意願,所以,我拿的小中學畢業證書,戰後不必拿去更正姓名。
民政制度上維持清朝的「保甲制度」,大約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負責人稱為甲長與保正,都是警察機構任命的。父親是甲長之一,我們地區的保正是一位領有「鴉片牌」的吸鴉片老人,因公事到他家時,所聞到的氣味,就是鴉片氣味,是聽祖母的說明才知道。
2. 透過媒體認知的「袓國抗日」
父親有訂閱日刊報紙與聽收音機的喜好。1937年蘆溝橋事變發生時我九歲,已經有看日文報及聽日語廣播的能力,所以,對時局變化有約略的理解。九歲就有閱報能力,是因為我受的學前教育是在「吳如玉」老先生的漢學塾唱過「學歌」的關係。父親在公學校就學四年,上九份礦山後拜吳老先生為師,所以,每年更新的門聯父親執筆,還有吟詩的習慣。我替中研院及國科會跑學術外交時,在國際科學聯合會的聯誼會中,常有表演自國歌謠的要求。我學自父親的台灣語吟詩成為招牌節目。
3. 向英美開戰後學業停頓、學徒兵召集及直接與間接戰禍
中學一年級的年末,日本向英美開戰,三年級後段開始有發自美國航空母艦的戰機來襲,戰機低空飛越校舍,機槍掃射丟下彈殼之大令我們喪膽;四年級時開始有轟炸機編隊來臨,因此,不能上學的時間越來越多,如不是努力自修,以缺課多的修學四年學力,與修學五年的人拼高等學校入學考試而被錄取的機會應該沒有。
1945年3月,全台灣中學三年級以上男生與男性教師,被徵集組成「學徒兵部隊」,部隊編號與正規兵部隊規格相同。我入學臺北高等學校不到一個月,當然也變成二等兵,被配屬於與臺北商專生合編的重機槍隊。
開始的兩個月在林口台地,面對八里的坡面挖「戰車壕」(tank trench),設營在「神風特攻隊機場」邊的窪地。4月1日琉球戰開始後,晚上可以聽到出動飛機的發動機聲音,而有一天晚上被非常大的爆炸聲與震動驚醒,是出擊找不到攻擊目標的特攻機回來時着陸錯誤的後果。由其離營舍之近、爆炸孔之大、只有白骨似鋁質桿狀物散亂範圍之大而產生的恐怖感留在記憶中。
又有一天旁晚收工回來時,看到美軍空襲機場丟下的「降落傘炸彈」掛在相思樹上,其下有一位從樹下的個人戰壕(稱為「章魚壺」たこつぼ)被拉上來,軍服有大面風乾發黑血漬的、看起來很瘦小的士兵屍體及四腳朝天的大牛屍。第二天晚餐有些發臭的牛肉飯,雖然是六個月學徒兵生活中唯一次的牛肉飯,回想所目擊景象,豈能以享受心情吃下?
林口台地的苦力工作完成後,受命移動到汐止,要建構機槍碉堡迎戰可能自基隆登陸進攻臺北的美軍,而移動的中繼站是臺北高等學校的校舍。於是,1945年5月31日的臺北市大轟炸,是在臺北市中領受了被半公噸大炸彈密集轟炸的體驗。炸彈離開飛機時的聲音很像砂石車將砂石倒出車廂的磨擦聲音,立刻產生的落下切氣銳音消失直後傳來的地動與爆炸音,是一再連續發生的恐怖體驗。直後被派到設在臺北高商校舍(現在的台大法商學院舊址)出「傳令」任務時,在東門與總督府(現在的總統府)間的廣場看到的缺一角總督府高塔、夷為平地與瓦礫的總務長官官邸及度量衡檢定所(現在的總統府廣場)、由總督府高塔後面冒出的台灣最大圖書館燃燒的黑煙,半塌的台灣銀行與法院等,都是難忘記憶。
戰禍有如上的直接性者之外,還有間接性的。1937年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台灣的內外人流增加,開始有蚊媒病登革熱(dengue fever,其發音與日文的「長鼻子山神」「天狗」(てんぐ)類同,所以,台灣話稱為天狗熱)及瘧疾的流行。中學的台灣人同學有臺北縣新莊的黃世澤(前三陽公司董事長黃世惠之弟),讀完一年就因登革熱去世,三年級時來自花蓮的溫幸昌因瘧疾於台大醫院去世,同學年只有三十人的台灣人同學,三年間就去了兩人,可見這等蚊媒病死亡率相當高。1945年7月,我被調到板橋作土木的苦力工作期間感染惡性瘧疾,被收容於設在板橋國小的臨時陸軍野戰病院。當時在軍隊才有的以潛水艦從德國運來的化學合成抗瘧疾藥atabrine與 plasmochin,加上傳統的quinine三種藥的使用救回一命。不久日本投降,出院回家時,被徵召時有超過60公斤的體重只剩40公斤,可以說到了喪命沿邊。出院後,全身皮膚呈現藥物的黃色,半年後才恢復正常,體重的恢復化了兩年。
暴力的可怕,經驗很深的是228事件,已經寫有紀錄文章,不再提,但是戰爭可怕的最後體驗是1949年大陸撤退的附帶事件。
我在新莊初中擔任臨時教師期間是1947到1950年。1949年的冬天一個晚上,整個新莊街被裝甲部隊佔領,國小及初中校舍全面住滿官兵,有些民宅也被軍官家眷佔住。這一紛亂情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抗議協調才得到臨時性安排;裝甲部隊在湖口設定營區之前,初中校舍全由部隊使用,初中的教學搬到有部分校舍被軍隊佔用的國小,以非常縮短授課時間的「三部授業」方式上課。
當年的台灣接受聯合國二戰後的救援物資,初中也收到當年流行的感冒用便藥APC(Aspirin-Phenacetin-Caffeine複合劑)及磺胺劑(sulfunilamide)錠劑各一種,由擔任「衛生組長」的我管理。因其為醫用藥物,請教過街上的台北高校前輩開業的林醫師使用安全性等事項,所以,學生如有需要就分發給用。已經搬到國小上課後,有一天,有幾位阿兵哥來找我說,能不能給一點我管理的美國藥錠救他的朋友。其理由是衛生兵給的藥只有加重朋友的病狀。我給他們說明我非醫生,藥也是應急的感冒藥及抗菌藥,假如不信任衛生兵,到街上找醫生就診好。他們拿出一包結晶狀物品,問我是否看得出是何種藥物。因為其形狀與在肥料學實驗課看過的硫酸鎂7水化物的結晶很像,於是問是不是有苦味,吃下有沒有拉肚子;回答是,給藥的衛生兵說「良藥苦口」,「拉肚子是排毒作用」,但是因為越吃拉肚子越厲害,而越來越衰弱才來找我。大概是我猜該藥物的性狀相當正確而增加他們的信賴感,自動發誓絕不口外,也不會再來找我,最後不得已給三天份的磺胺劑及APC。其後幾天注意營區內有否以前有過的送喪活動,大約緊張一個月而沒有動靜才放心。將此事告訴開業醫前輩時,被警告絕對不能再做這樣的危險傻事。因為霸佔民房的暴舉不容易獲得解決的實情以及228的記憶,已經給民眾非常深刻接觸軍人的危險感。但是,不是軍醫而以衛生兵管一大部隊的醫務,因而有用一大包瀉鹽治病之行為發生,讓我產生對因戰亂而發生的草管人命的悲哀。
4. 航運封鎖及其後果
海島台灣對外交通有空運與海運,二戰時,雖然已經有空運,民航沒有,只有軍機之來往供軍政人物之用。所以,一般旅客及物資的運輸都以海運達成,而日軍向東南亞展開都以台灣為跳板,當然,出入台灣港口船隻成為美軍潛艇的攻擊目標。到底有多少船隻被打沉,有多少人喪命大都是不見報的秘密,也不是本文考證之事,只有在基隆外海被打沉的台日航線商船「高千穗丸」成為被報導的大事件。
屬於大阪商船會社的高千穗丸,1943年3月14日離開神戶港,沿路載客913人及貨2,600頓,由176人船員開駛,3月19日上午9:35到達基隆外海時,受到美軍潛艇Kingfish的魚雷攻擊,大約四分鐘後沈沒,只有245人上救難艇到達彭佳嶼得救。
海運不得順暢,必要依賴進口物料的供應立刻缺乏是海島台灣的宿命。民生三要件衣食住之中,衣料的原料生產在台灣不多,所以,二戰期間棉毛布料的缺乏立刻呈現;住方面,鋼筋的生產也沒有鐵礦來源,所以需用鋼筋水泥的大型建築物如臺北四中的新建校舍(校地是現在的和平高中)不得不停工。高千穗丸所載的貨包括我們臺北四中學生量身定做的毛質制服及皮鞋,以及為開辦臺北帝大工學部所需儀器設備,所以,戰後台大工學院只有磚砌空平房,也是留下深刻記憶的理由。
以台大農化系的一員,有一件事必要記下。現在的農化二館建造的地基上,有一棟屬於釀造研究室的工廠。它是二戰期間蓋的房子。釀造學講座馬場為二教授研究以糖蜜為原料的發酵,開發了正丁醇-丙酮製程,因為可為高級飛機用燃料的原料,軍部為他建立了試驗工廠,包括實驗室、發酵室及蒸餾塔。因為沒有鋼筋可用,蒸餾塔的牆壁全用磚砌,是我看過最厚的超過一公尺磚牆。現在嘉義的中油研究所就是援用馬場教授的技術所建立「溶劑工廠」的後代。
衣料的缺乏隨著戰期的拉長,越來越加重。開始時還有的「純棉布料」配給,變成不耐用的、以木槳為原料製造的「人造絹絲布」,與日本的海運斷絕以後什麼都沒有。現在年輕人穿有「補丁」衣服是為「酷」的享受,當年是不得已的克難。1945年的學徒兵穿的軍服是搭配正規冬期軍服的長袖長褲管內衣褲,也可了解衣料缺乏的情況。
5. 疏開、一家離散、台灣人的鄰人愛
二戰末期,配合軍部的作戰計畫,為了增加兵源而發佈了台灣人的徵兵令,以及人口密集地方之強制疏散令(稱為疏開)。我被拉去當學徒兵之外,在基隆海關服務的大哥也被拉去當兵,父親因有礦山挖地洞的技術,被徵到左營參加海軍建設地下工廠工作,剩下的祖母、母親、三個幼弟被疏開到豐原。另外,住在臺北市永樂町(現在的迪化街)的大姊一家疏開到新莊。這樣的一家離散,就是戰後父親的健康狀態衰退,大哥為扛上一家生活重擔,就職新莊國小教師而全家遷到臺北生活圈的遠因。
我在汐止當學徒兵時期的任務是機槍陣地的建構,而被配置於指揮班的我必要來回於設在國小的營地與陣地之間傳達命令。在這一路線之上有一農家,有時會碰見帶小兒在身邊勞作的主婦,我就以台灣話與她打招呼。當時的我已經飢餓良久,走路的疲態明顯,有一次見沒有同伴,她叫我稍等,走進黃瓜棚,以手提割草用鎌刀割下一大條黃瓜並削皮成斑馬模樣,進入廚房摸上食鹽交給我食用,讓我享受一生難忘的美味及滿腹感。
退伍回家後,給母親講這一故事聽。她找出已經沒有幼兒可繼續用的一大堆舊衣服洗清包成兩大包,叫大弟與我分別送到豐原與汐止。大戰後,大陸的動亂繼續,在台灣衣服之類民生物資還很缺乏。在冬天寒冷多濕的九份穿用的幼兒衣服都質料很好,雖然是舊衣,看到那一位婦人接到我送的東西時的喜悅笑容,是很快樂的記憶。
三、對戰爭與殖民地記憶的發問
1. 不是近代戰一般民眾也會受無辜之災而改變人生規劃
我們可以用「假如」向歷史事件發問。現在的蘇家記憶裡,最早可怕戰爭記憶是中法戰爭,因為一天之內有兩位重要農業勞動力的損失,對一個農家一定是嚴重打擊。法國戰艦砲打基隆市高地砲台,應該在蘇厝也可以聽到遠雷似砲聲,但是誰會預測到砲彈會由看不到的基隆港,因瞄準仰角過高而越過砲台,落在丘陵後的自家田裡呢。假如沒有發生中法戰爭,蘇家的發展應該有所不同。但是戰爭是國家權力的衝突,小民只能怨嘆運氣不好,雖然還不是空襲大量殺傷非戰鬥員的年代而機率非常小,還是會有無辜民眾被殺傷的一個典型案例。
我們也可以說,假如祖父的堂弟沒有跳船偷度到台,日本人派兵來接管台灣的戰事,不會成為祖父不敢回廈門的原因,因此,也不會成立「蘇林」家於日本殖民地台灣。應該可以看為戰爭中發生的無辜殺人,激烈改變被殺人親朋前途的一例。
2. 民眾擁槍砲是福或禍?
用火藥發射子彈,假如不是狩獵或練槍法,應該是以殺傷敵人為目的。美國主張擁槍自由的人,以自衛權不可侵犯為理由。清朝末年的台灣,沒有聽說過臺北城居民備有槍砲抗匪之事,是在臺北城長大的岳父的記憶,應該是土匪不敢攻打以高牆圍住而有軍警保護的「城」所致。但是,農民村莊如蘇厝必要備有自衛槍砲才得生存,其情況與美國西部電影的開拓時代,農民與搶匪的對抗一樣。1895年日軍在澳底登陸後,沿着基隆河進入瑞芳時,有一隊壯漢與日軍交火而被打散,依照祖母的觀察,壯漢是搶他們的土匪而不是義勇軍。日軍由基隆方面南下進入臺北城時,一般傳說是有內應的本地人開城門而沒有戰事發生,可推想,守城的官兵已經不在,而城內的民眾也沒有武器可抗日。現在報上報導的「義勇軍抗日」都是日軍從臺北城南下以後發生的。我相信這等戰事,台方可能有當時文人札記,而日本人一定留下文書紀錄,應該予以嚴密調查考據,並將原始文獻整理公開,建立石碑之類予以紀念抗日義士,不然,有將土匪與英雄混淆之事發生。
3. 美軍轟炸臺北以日本人為標的?
1945年5月31日的大轟炸導致臺北市建立以來最大破壞及幾小時內人民死亡三千以上的慘事。不久台灣光復,在民眾之間開始有人分析該轟炸事件之着彈點的言論流傳。
現在還有的臺北城遺跡只有北門、東門、小南門三個地標,其中只有北門留住原貌,其他兩門大概是因為近於總統府,被認為不雅觀而改修彩色化,與我所記憶老面貌完全不一樣。日本人將連接這等城門的城牆拆除改為「三線道路」,所圍範圍稱為「城內」,是行政中心及日本人經營商業的地點,台灣人的居住區是城的西北到淡水河岸的萬華(舊名艋舺)與大稻埕。
大轟炸的開始點在城內南端外的第一中學(建中),其禮堂及西到西北邊(以現在羅斯福路為中心)的南門市場、氣體公司(生產氧氣)、公賣局樟腦工廠、再往北的高等法院、總督府及其周邊的台灣圖書館、行政長官邸、度量衡檢定所、台灣銀行、東門附近的軍隊營區及日本人居住區到臺北車站為止為主要中彈地,雖然有台日人混居地帶有被炸而也有不少台灣人死亡,主要台灣人居住區明確被避開。臺北高等學校在一中的西南邊,也有一顆大炸彈落在其西邊的空地上,造成存在一時的小水池,也給我不小恐怖感。避開台灣人居住區是否不以台灣人為敵人的政治考量作戰計畫,就是當年對轟炸事件的發問。
與上面一個發問一樣,台灣人才有而不能得到明確回答的疑問是「美軍為何從菲律賓跳過台灣進攻琉球」的理由,有否因為盟軍宣示的日本投降條件包含殖民地的放棄及歸返,因而有不破壞台灣的考量在內。假如是有,台灣人對台灣光復的歷史及意義的認知應該有所不同。
4. 假如美軍進攻台灣
戰爭是殘酷的。當學徒兵的第一苦是飢餓。台灣雖然農產豐富,因戰爭而設的食物配給制度定「重勞動成年人」一天的配給食物量三千大卡,但是我們學徒兵一天的食物量大概一半都不到,而在林口台地時最為嚴重。主食米飯只有飯盒容量的四分之一,副食有時只有野草(好像是稱為昭和草的菊科植物)的鹽水湯。所以越過日越消瘦的感覺非常明顯,戰爭結束時,雖然醫院的膳食比較正常,體重只有40公斤是患病之外,長期營養不良亦為因。
日軍以對應美軍的可能攻台而召集學徒兵以增強抵抗力,而學徒兵之中成立的「重機槍隊」應該是有比較大戰力吧。重機槍隊大約90人配9挺野戰用空氣冷卻式機槍,由記憶的外觀知道,如不是三八式就是其改良後的三年式。三八式是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被制定為制式武器,而其改良後的三年式表示制定年為大正三年(1914年)。所用子彈與三八式步槍同。一分鐘可連續發射450顆,以裝30顆子彈的夾彈板上槍,所以必要有裝彈手及射擊手合作才能連續射擊,而一支槍管耐不到一萬顆子彈的發射(連續發射22分鐘以下)。一槍配十人是因為槍與槍架合起來重約56公斤,野戰時必要有搬運槍及子彈的人力之故。槍是在臺北時才領到,移到汐止後,在五指山邊設臨時靶場只做一次射擊訓練,輪流扛上分開的槍身與槍架,知道三腳架還可以用雙肩分擔重量尚可負荷,槍身實在難扛,難怪現存資料說是以馬載運的設計。訓練時每槍只用21顆子彈,彈夾上30顆子彈,每3顆抽下1顆,每一次發射3顆,重新啟動發射手續,可再一次發射3顆,發射指令是「點射三發」,九槍用不到200顆子彈就完成訓練。當時我在指揮班,所以送來的子彈不多的印象很深,依照其發射速度來看,有一槍連續射擊十分鐘都不夠的記憶。在汐止這等槍枝被轉用為「陣地」用而不需要搬送人力,應該是我被送到板橋做搬石頭苦力工作的原因。在汐止建構的「陣地」只有木材為運來建材之外沒有水泥。所以,其防禦性能應該不高。可見學徒兵不是被重視的戰力而只是多加的無謂消耗品。
5. 由日語「袓國」的含意判讀李登輝先生的袓國論
李登輝先生是我尊敬的臺北高校及台大學長,但是假如他所說的「當年日本是他的祖國」,我不能苟同。雖然我有不少日本人朋友及尊敬的老師,我給日本人寫的文章裡,明確寫出將中高等教育門檻提高的愚民政策,不但妨害台灣民度的提升,並且僅有少數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幾乎全為開業醫的不正常社會,是日本殖民統治的最不該。我們察看李登輝先生的學歷,由學齡高我五年與各級學校畢業年次可以看出來,聰明英才如他也受到教育上的歧視。受歧視是不可忘記的受辱印記,怎會以歧視他受教育權益的國家為祖國呢?只有推想他的思考力老化而誤講話了。
李先生的袓國發言是用日本話。我手上有三本日語辭典,中學時代用的1936年版廣辭林,1963年版岩波國語辭典及1995年版的大辭泉。對相類似的袓國、母國、故國三詞的解說,可以看出母國一詞的含意解釋,越新的受到英文motherland的含意影響越深,「國」一字的日語念法「くに」有「故鄉」之意,所以,最舊一本的故國解說只有「故鄉」。但是,三本解說的「祖國」與中文辭典「辭海」一樣,以自己祖先的國籍所屬國家,及民族分立另一國家時之本國。英國雜誌Banyan評論,翻譯李先生所說祖國為motherland,倒翻過來是母國。我手上英文大字典的motherland,包含日文祖國與母國兩種含義。由以上文字分析,日治時代在台灣出生的人,假如說日本是他(她)的「母國」,一見合理,但是這是將統治的「宗主國」與與被殖民的「臣從國」劃上等號,顯然不合理,而將沒有任何血緣的統治一方稱為袓國更離譜。我相信印度人不會承認英國是他的袓國,只因為印度曾是英國的殖民地。
6. 要分別「日本人」與「日本國」
我的中學同學中,可以說是朋友的都是台灣人,在學中,可以說真心話的日本人同學一個都沒有。雖然我有一位公學校的日本人級任老師,在我中學二年級時轉任台北市太平公學校教務主任,知道我難找適當寄宿處而自動給我當作他子女大哥住在他家,到他被軍部徵召而留下家眷前往海南島的一年。日本人有每天洗澡習慣。在這一老師家,燒洗澡水浴桶是師母的任務,洗澡次序我排在老師之後的第二,其後才是年紀比我小的五個兄弟姊妹,師母殿後。師母替我洗衣服,上學做便當,與對待她自己子女完全一樣。我非常感恩這一位老師與師母,而對他們的感念成為對日本國家與日本個人應該要區別的認知。
當然日本人也有壞蛋,如當學徒兵時,因受傷不能開飛機,被派來當我們重機槍隊長的中尉,以及因為已經沒有飛機可飛而來當小隊長的兩個少尉,都把學徒兵當作不必吃飯的廢物,將已經很少的糧食,拿去當他們在外面交際女朋友的禮品,和我們一起當兵的老師抗議時,排出要拔刀砍人姿勢,給只有傳說知識的我們,表演說明日本軍隊黑暗一面。
另外一件難忘事發生於1948年的新莊初中。新莊初中是二戰後藉日人小學校舍成立的。我當初中老師教的不是我所專的化學,但是幫忙化學老師準備一些示範實驗。以二氧化錳催化氯酸鉀的加熱分解是簡單的製備氧氣反應,而日人小學留下的藥櫃裡有以日文名明確標明的這兩種藥品。混合兩物在試管內一加熱,立刻試管內物發生強烈火焰燃燒,將玻璃試管融化落下桌面,還好桌面有放石棉板而無事。試兩次後判斷,裝有導氣管瓶塞試管之內產生猛烈火焰是表示氯酸鉀部分沒有問題;標籤二氧化錳的物質不是無機物而是可完全燃燒為氣體的物質,經過燃燒實驗證明是碳粉,而其外觀與後來購買的二氧化錳不可分別。由藥櫃裡所有化學藥品的種類可以看出,日人就學的小學有相當水準的化學實驗示範,所以不應有將碳粉與二氧化錳混淆之事,而一定是給接用該校舍的台灣人「好看」而埋下的延時炸彈。
5. 我也當過中國兵
大陸撤退不久政府宣布,民國17年以後出生的男生為徵兵的對象,因此17年生的我被編入兵役義務人,而快要達到免國民兵役的四十歲直前,被召集在政戰學校受訓50天成為政戰少尉,於是兵籍延長到五十歲。當年每年元旦總統文告可以聽到蔣老先生的「今年是反攻年」的宣示,而我受的訓練是反攻大陸成功後的「機構接管業務」,其內容是不管接管對象為何的「通識教育性」一套,現在記憶的是浪費大家時間的無意義事。因為政府遷台已經近二十年,我在新莊小學看到叫病人吃瀉藥的相當野蠻士兵健康管理已經不見。我們是在社會普遍貧窮的時代畢業大學,從來沒有辦過同學會,所以,在政戰學校的五十天,好像是政府給我們辦的出席率不高跨學院同學會,比當日本學徒兵輕鬆很多,而只當50天兵就成為少尉,雖然位階最低,還是軍官。
雖然「機構接管業務」的課程無聊,官兵一起吃飯的中國軍隊,給我很深刻的民主印象。
後記
最近報刊的一件議論是共軍飛彈瞄準台灣之事。依照我的看法,讓台灣投降的戰略不是使用飛彈的破壞而是使用潛艇的經濟封鎖。大陸的綜合性潛艇戰力遠超過台灣,封鎖台灣的海運不難達成,而以台灣食糧自給率只有三成附近而言,有多少時間可抵抗飢餓?雖然是玩笑話,讓肥胖症為害的台灣人減食減肥,有遠超過飛彈殺人與破壞的人道性。(2015/09/17完稿)
台灣人的日本殖民及戰爭記憶
18 September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