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台灣的盛夏是陽曆七、八月，其中八月大部分是陰曆七月（鬼月）的範圍。小時候，長輩會提神，少出外曬太陽，多喝茶水以免中暑。鬼月的中元普渡活動，在日治時代亦是每年盛大舉行的民俗活動，與日人于陽曆七月十五日或八月十五日舉行的「盂蘭盆」掃墓活動並存。

    每年進入七月就會想起于1937年發生的蘆溝橋七七事變，因為事變發生之時，筆者已經粗備看日文報紙能力的公學校三年級生，對歷史事件的記憶已有所形成。今年為七七事變舉行的紀念活動，受到報刊讀者的許多批評；又教育部高中歷史課本審查委員會所定，有關日本統治時期的記載方式，有「日治」與「日據」的論爭發生。這兩件事的實質內容都以台、中、日之近代史觀，以及台灣漢人之歷史定位為爭論點。

    七月中旬叫做「蘇力」的颱風襲台，帶來山地土石流與台北市許多街道樹翻倒的災害，但是，可能是蘇力的危害規模不如已往大颱風，有上面歷史觀論爭之外，有一位將要退伍而已經考上成大研究所的陸軍下士洪仲丘先生，因軍中行政管理不當，遭遇到不符合行政程序的禁閉處罰而中暑死亡的事件，同時成為媒體連日注目的大新聞。

    我國法定服兵役為男性國民的義務。近半世紀擔任大學教師的筆者，每年七月都有男性畢業生入伍，亦有役畢退伍者繼續學業或就業，似乎造成視服兵役為教育一環的觀念。但是，洪下士之命案發生之後不出兩星期，依據媒體的報導，不能視該事件為「教育管教」之不當而有被「他殺」的嫌疑，並且，對軍方調查處理的不滿，導致八月三日洪君告別式之日，有報刊估計25萬民眾集會於總統府前廣場抗議軍方處理之不透明，並且發展到立法院修法，迅速通過非戰時不適用「軍審法」的法案。

    筆者于1928年生於台灣，1946年入學臺大，初等與中等教育都是在台灣日式學校所受。所以，上面所說事件，讓筆者憶起許多往事與感觸。老年人的近代史觀，對於有臨場的直接體驗事件，可能與只有資料知識者有所不同。筆者于1935年4月入學九份公學校到1999年2月從臺大退休，未曾離開過學校，所以，以下所寫的回憶與感觸，皆為於教育場所所得。

日治與日據的爭議無意義

    人一生的體驗際遇，構成個人的歷史記憶。筆者幼少年期生活於日治年代，且家有台灣換朝代的1895年，已經23歲而結婚生子的老祖母，她于1957年85歲過世之前，講了不少滿清末期的台灣農村情況。筆者雖然不能據以發表「歷史研究」式高論，覺得依據口傳與思考所形成的歷史觀，或可提出做為參考。

滿清治下的台灣，沒有報紙或其他媒體傳播消息，鄉下農民只有口傳故事與親身體驗的記憶可流傳。祖母描述她的「祖厝」有城堡式建築規劃，並必要自備槍砲自衛搶匪的侵襲，可見治安很不好。守衛祖母娘家農莊的砲手是一位「阿妗」，顯示必要集合近親人力才能構成有自衛能力的集團。我相信，馬關條約之後，日本派兵前來「領台」時，有不少義勇兵起來抗日，是因為民間有為「抗匪」的武器之故。對沒有被號召當義勇兵的農民而言，感謝終止長年土匪之害而「達成治安，可安居樂業」的「日治」是當然，因而以「日據」表達的政治立場，優先於「日治」帶來的實益，不可能存在於活過滿清朝代的農民意識中。

    流傳於台灣民眾的、李鴻章在簽馬關條約時對台灣所下「評語」，有中日兩種版本；則對慈禧太后所呈的「台灣山不清，水不秀，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瘴癘之地，棄之不足惜」，以及對和約談判對手伊藤博文所說的「台灣不可根絕之害有四：鴉片、匪賊、瘴氣、生蕃（原住民）」；沒有講出來的話是「如此麻煩之地你要嗎？」。雖然是傳說，有此傳說也夠傷台灣人之心，現代歷史學家不要忽視。

    治安問題獲得解決之外，祖母稱道的有日本官員的清廉與公共衛生的改進。光復之後，聽了沒有紅包辦不了公事的新聞時，祖母所發「又回到衙門八字開，無錢免進來的年代」的嘆息，意味着大陸政權派到台灣的官，基本上都會貪瀆，還很清楚留在記憶中。又從台北市的故老聽過，日本領台後不久，台北市發生鼠疫，經過日人嚴密的處理而根絕。筆者幼時種痘之外，沒有被打過傷寒、霍亂等流行病預防針的記憶，亦可視公共衛生的改進吧。

    聽說，日人來了之後有兩年間，可選擇留台或「回唐山」。對於墾地開田並且必要有自衛能力，才能保護辛苦所得的農民來說，棄地回唐山是不可想像的選擇，不得不留台當「皇民」，應該不是不可原諒的罪過。

    總而言之，不管動機或源由如何，日本領台而以殖民地「統治」台灣五十年是歷史上不爭的事實。其間，不管目的如何，其行政措施與各項投資，帶來滿清時代沒有的和平亦是事實。因此，對於老一輩的台灣人，依據否定殖民地的合法性而說「日據」，或依據歷史事實而說「日治」都無所謂，因為日人的確將台灣當作日本領土的一部份而「治理」過。

日本統治政策與日本人個人的行為必要分辨

    二戰結束的1945年，筆者已在接受日制中等教育的後段，對於日本統治台灣的所作所為，透過十多年的在學學習與觀察，已形成個人相當明確的「歷史觀」。講起相對日人，台人受到同職不同待遇的歧視，或高職位皆由日人佔住等不平等待遇，入殖者佔優勢，是日治時代與光復後有一段很長時間都是一樣，因為日人以武力為後盾，將一群官商人物帶進台灣接管，與光復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的行政與處置產業情況類似。

筆者有一位財金專長的朋友說，日人在台五十年的投資，還沒有到回收利益的階段就離開台灣。筆者不知道他所做估算的資料來源，但是，依據1950年代執行的「耕者有其田」農地改革政策，政府給地主的農地代價，七成以「實物債券」，三成以四家日產公司（水泥、農林、紙業、工礦）的股票而達成一事，就可以理解他所說應該正確。

    另外，假如沒有日人留下交通、電信、電力、水利等工程建設，戶政、教育、醫療、公共衛生等民政措施與制度，以及各項生產業等基礎建設，相信，大陸撤退後的台灣建設必更艱苦。有人懷念使用一百年還在發生效用的烏山頭水庫建造人「八田與一」」而受到批評，筆者認為胸懷不必如此狹窄。

    當年的台人對日人的「皇民化」運動，是否有報刊文章所懷疑的普遍性懷念情緒存在，個人可以給明確的否定。日人在台灣推行的皇民化運動是政策；為推動，給接受者有種種優惠措施，當然會有人接受，但是，並不是為全民所歡迎。在一個社會的生活，除了大環境的約束之外，還有個人間的接觸來往。因此，對人接觸的感受，不能與針對政策的批評混淆。

    日本人在台灣推動教育的普及，有說以奴化為目的。但是，知識普及而民度提升之後，「奴化」的理論與作法還會被民眾接受？更何況，日辦學校對台人灌輸的倫理道德，就是以儒教為內涵，與筆者所受家教無二致。另一方面，日人在台灣施行的「專賣」與其他限制台人經營的行業，明確是殖民政策，但是光復後照樣被國民黨政府繼承，成為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之一；光復後兩年，筆者已經有聽辨別大陸話的能力。有一天在台北火車站要搭一路公車上臺大，等車的學生民眾都排隊，車到時，忽然有兩位大陸人，一面講「你看奴性多重，乖乖排隊」而搶先上車。這等國家體制更換年代，文化的衝擊與人民所不願「殖民政策」的遺留，是要記憶或要忘記？

    筆者懷念日治時代所受的教育，特別是基礎科學的紮根與體育。相信能活到快滿85歲，還可以維持不錯的生活品質，以電腦打字寫文章，應該與我所受的中學體育有關，是瞭解「洪案」發生經過之後，興起寫本文的動機之一。

    但是，筆者深恨日人極端歧視台灣人受高等教育的政策。進一步說明源由之前，覺得有必要介紹日治時代的台灣初等與中等教育體制。

日治時代台灣的初等與中等教育體制

    台灣人一向注重子女的教育，所以，日人普設「公學校」，大都未曾以「奴化教育」而反抗。初等教育，台人與日人分校，但皆以義務教育的普及方式執行。日人學校稱為「尋常小學校」，雖然以教育日人為目的，有少數家庭情況良好的台灣兒童亦可入學。台人入學的學校稱為「公學校」，而日人入學公學校者可以說絕無。初等學校男女不分校，低年級班男女不分班，高年級分班為原則，但是在偏辟地方設的「分校」因學童少，在一教室裡收容全校兒童，一位老師給不同學年學童輪流施教的也有。幼童教育有私立幼稚園，但是初等學校都是公立。師資方面，小學校的老師清一色是日人，公學校日籍與台籍老師都有。學童來源多的地方，小學或公學校規模大，大都設有二年制的「高等科」，給六年畢業後不升學中等學校的學生做職業訓練，或給沒有考上中學的施行補習教育。因為初等教育學校設有高等科，才有「尋常小學校」的名稱存在。

    中等學校男女分校；普通中學（男校）與稱為「高等女學校」（略稱高女）的女中學之外，有師範、工、農、商、水產（以上都是男校）、家事（女校）等職業學校設置；護士與助產士大都在醫院所設訓練班培養而清一色是女生。因為在台灣，女生的高等教育學校缺如，高女的課程內容有家事、裁縫等所謂女紅之外，還有算盤簿記等商業相關技藝性學課，可在畢業之後，立即成為良妻賢母，或就職謀生，以彌補不為女生廣設職業學校的缺點。

    中等學校以公立佔大多數，而公立學校的名稱以所在地名表達。但是一所有同性質學校數多則以數字區分，如台北州立第一中學校（北一中），台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等（雖然要略稱為北三高女，因為台灣有三字在上的女校無他，並且是台灣女生最多而來自全島，只說三高女全島可通）。有趣的是，台北有公立的中學四校，故皆有數字在校名上，因而容許在士林由佛教社團設立「私立台北中學校」，但是其通用的略稱是「梵中」。

    一般中學與職業中等學校之外，在台北有一所特殊的中等學校。為要於1928年設置的台北帝大確保學生來源，台灣總督府設置了有四年制尋常科與三年制高等科的「台北高等學校」。尋常科接受公小學的六年畢業生，因其可直升高等科，高等科是進入帝大的「龍門」，又一年只收一班四十人而其中台灣人只有機個，可以說是台灣人最難入學的學校。

在二戰末年，為了擴大人力調用而縮短中等男校的修學年限為四年（只有一屆適用）之外，正常的男校要在學五年，女校是四年畢業，可見教育制度男女不平等是日治制度的特徵。

中高等教育的台灣人歧視

    如考慮語言與生活習慣的差異，初級教育的台日生分校可以說有其合理性。但是，不分校的中等教育的執行上，有明確的台人歧視，可以我熟知的台北市為例說明。

    1945年二戰結束時，台北市有台北州立中學與女高各四校，而每一校的一學年學生數約略相同，其中，二中與三高女的台灣人學生佔八到九成，其他學校的台日學生組成比率剛剛相反。所以，台北市中等學校的台日學生數比率大約一比二。但是，日人只佔全台人口的6%(600萬x0.06=36萬人），雖然大約有三成(36萬x0.3≒10萬)的在台日人居住於台北市，只佔市總人口約50萬的兩成，就可以算出台北市民台人就讀公立中學的機會，只有日人的八分之一。假如考慮台北州民亦多以台北市的州立中學為就學對象，又考慮「越區就讀」的有不少，此一比數會更低，可見台灣人進入公立中等學校的門檻之高，絕對是政策性歧視而不是台灣人天斌或進學意願不如日人。進入中等學校的門檻高，當然受高等教育的門檻更高。並且，殖民地的被統治者以醫業為最穩定的行業，所以，在殖民地台灣，受過高等教育的最大族群是開業醫。限制受高等教育機會才是奴化教育的本質所在，其基本想法與二二八事件中，很多無辜台灣精英被刺殺相同。

    以下以個人的際遇，說明當年進學中學的不容易，以及日人老師對個人的溫情，以表達對日本的觀感，必要公私分開。

筆者入學北四中的經過

    筆者一生經過四次入學考試，而三次集中在1941年的3到4月的該年中學入學考試期；第四次是1945年三月初投考台北高等學校高等科理科乙類；該科是以入學帝大的生醫與化學為目標的預備班。

    筆者畢業於台北州基隆郡瑞芳街焿子寮九份公學校；五與六年級的班導老師是剛從日本長野縣到任的「小幡晃」(Obata Akira)先生（先生是日語對老師的尊稱）。筆者的中學入學考試，小幡先生做一切安排。他叫筆者先考台北高等學校尋常科，因為該校的考期最早，但是對台灣人的門檻特別高；以日語只得聽不能講的一礦夫（雖然是小戶包工自營的金礦開採業）的兒子來說，希望很低，故叫筆者以暖身態度應付即可；雖然自認是考得最好的一次，但是也如預期落榜。不過，四年後高等科考試的口試時，有一位考官問我「四年前考過尋常科吧」，讓我懷疑也許有過讓他留住記憶的事發生過。

    第二應考校，是台北所有三個州立中學中，唯一以台灣人為學生軀幹（八成五）的北二中，也是大哥就讀的學校。考試前，大哥告訴筆者說，算數要得滿分，因為校長於早會中宣布，假如不是改姓名為日本式，或具有「國語家庭」的認定者（亦即接受「皇民化」程度高），算數如不得滿分就不會上榜。由於校長的固持性格，所講應該不是空話。所以，走出考場就發現算術答錯五分的一題時，大哥說趕快開始準備明年的入學考試吧一類的話。

    筆者還在為了連續落榜非常不快樂的時候，小幡先生傳話，叫筆者到校見他。不知道他是在報刊或政府公報知道台北州將要新設「北四中」而開始接受報名的信息，立刻替筆者報名，到校見他當天，當面交給編號25的准考證。因為是那一年的最後一次公立中學的入學考，對一百五十的名額，有超過一千五百的報名來自全島，而以准考證號碼依序排名的榜單上，筆者名列榜頭。

    假如以單純數據來看競爭率，北四中的十比一是公立中學的破紀錄高；假如考慮北四中限制台灣學生數為大約一成半的「非北二中」式，日人絕對優先入學的北一中與北三中型中學的話，筆者被錄取是很大的幸運。

    小幡先生于我在北四中修完一年時，調職於台北市，就任太平公學校的「教頭」。因北四中是新設校，校舍借用北一中創校時舊木造二樓房校舍，當然不會有學生宿舍。他體念從汐止的親朋家，搭火車通學台北的辛苦，叫筆者搬進教頭宿舍玄關邊的「四帖半」，到他被日軍調用到海南島管理一家糖廠為止的一年間，讓筆者在小幡先生家，獲得「日本家庭」生活的體驗。小幡家有二男三女，最大的長女小我一歲；我的待遇完全是小幡家大哥，洗澡次序是老師之後的第二，師母最後，她也替我洗衣服，晚餐一定全家一起吃等，很奇特而難忘，有機會將以另文回憶。

「拖車夫」學校

    北四中創校校長志波俊夫（Shiba Tosio)先生，很重視學生的體力與耐力磨練。在他的想法中，好像注重少數團體合作與磨練技術的「球類運動」不重要，因而棒球、籃球、橄欖球、足球之類，連校隊的成立都沒有，更不會成為體育課的運動項目。所謂「陸上競技」(track and field)與游泳是「體育課」項目，加上傳統必修的「武道課」（可選劍道或柔道）成為課程表中唯二體育相關正課。除了正課之外，亦有不少體育相關活動，介紹於下。

    因是新創校關係，延期一個月而於五月一日入學之後，體育時間全用在游泳訓練，並在短縮為一個月的暑假中，在金山（舊稱金包里）的青年訓練中心舉辦一星期的「海洋訓練」，而結訓前一天舉行全生五公里游泳。記得，在岸上距三公里立兩紅旗，從一旗往外海游出一公里，轉90度沿岸游三公里，又轉90度以第二支紅旗為目標回岸。三班學生全數依照早會排隊方式，老師分岸邊觀測及隨隊看護大划船兩團，執行指揮與領隊工作；全生沒有中途放棄，達岸時都爬著沙灘離水。

假如不下雨，每星期五下午四點鐘開始，舉行全校的兩公里「記時」「鍛鍊足」，也就是校外賽跑；秋天有來回於樺山小學（現在的警政署）大門前與松山火車站的12公里賽跑。

    一學年三學期，每學期舉辦一次週末的三十到五十公里「行軍」訓練，又有「一百公里行軍」；大概因於1941年12月太平洋大戰爆發，大型計畫舉辦不易，只有一次經驗。其活動內容是，中午由台大醫院邊的「台北新公園」列隊出發，在新莊開始自由行動，往南走「縱貫道路」，完成以個人體力可於24小時內的路程。筆者是在第二天的上午六點鐘到達新竹高女，用18小時走完80公里，但是，有幾個同學走到銅鑼與苗栗，超越一百公里目標。

    用人力拖拉的二輪車是日治時代在台北街上常見的短程交通工具，而車伕一定跑步拉車。唯一成立的校隊，只有參加全島中學運動會的「跑步賽」，從成校的第一年就參加，獲得相當不錯的名次，於是，拖車夫學校的名聲遠播。

    這等體育相關活動之外，二年級暑假於新化馬場舉行的「乘馬訓練」，三年級學期中在圓山汽車行駛考場舉辦（輪流上課）的汽車駕駛訓練（筆者雖然筆考與路考都及格，因年齡不足未得發照）等，都是難忘的技能訓練。

    現在回想起來，為了各項活動的舉行，校方的籌備與管理都化很多功夫，又不會有超越體能的要求，所以，每次都圓滿結束，沒有發生過意外，而筆者獲得幾乎走遍台北盆地每一角落的美好記憶，以及游泳與走長路的能耐。

假如我們的「兵役」是學校教育的延伸

    筆者受過日治時代中學的「軍事教練課」，除了一般操練與一般軍事技術（如口頭地形與環境描述、槍枝等武器的認知與保養、步槍準星校正等）之外，還有指揮「分隊（班）戰鬥」的能力考驗，都由退役的資深「配屬將校（軍官）」擔任教官。雖然筆者在中學期間，台灣人還沒有服兵役的義務，日本人學生以中學畢業或在學學歷，經過考選可得士官資格。我國的學校軍訓，在中高等學校有否士官與軍官預備教育的內容與程度，並且學校畢業後的軍事訓練，有否教育的延續作法與精神？

兵役是國家權力強制於人民的義務；以人民的立場來說，假如履行義務而對社會的安全與秩序的改進有所貢獻，又對自我的知能與體能有所提升，相信才有意義，也可以永續。

    軍人必要效忠於國家，而個人必要受到上級命令的節制，才能構成有規律的軍隊。作戰的規劃上，軍兵是「可消耗」的一種「作戰資源」，與一般行業不同。是否因為軍隊戰時特有的「視人命」為可消費(expendable)資源的原則，在平常時被誤用？報載，最近十年內，軍中發生了一千三百多位士兵死亡，令人嘆息。在制度上，設有多關卡「核定」與「申訴」，顯示弊病的存在早就知道，但是，濫權事件如洪案還是會發生，表示制度之設計與執行之間有一段距離。另一方面，軍階差一級即能行使軍權於下級，而階級近者相處機會多，產生磨擦的機會也多，因而產生惡用權力的腐敗行為也有可能會增加。

    透過洪案也可以看出現在的國軍軍律鬆散及行政管理的矛盾。為治安之維護，監視器的設置普遍。洪君被禁閉之處，有多達十多支的監視器，但是沒有一支的運作正常，而不正常運作也缺如管理員的紀錄。不可相信的是，不正常的理由是其電源供應插座，常被轉用為手機的充電之用。洪君被禁閉的理由是攜帶有照相功能的手機，但是，要市購沒有照相功能手機，依據筆者的體驗，最近幾年已經是不可能的事。

    醫生、教師等職業，都必要有法定資格；如執行專業有失誤，必要負起責任。由報刊知道，軍隊的「禁閉」處罰，除了禁閉兩字代表的失去行動自由之外還有「體罰」，但是，執行體罰的「上官」，有否受過相關訓練而獲得執照？洪案中被起訴的執行體罰者，是受命而執行的。授命人對於受命人的能力與資格應該有所了解。然而，因執行不當而發生命案時，最大責任由受命人扛，似乎有背常理。

    筆者有當過日本兵半年與台灣兵五十天的經驗。前者是二戰末期，日本台灣軍為對應美軍的可能攻台，強徵中學三年級肄業以上男生，加上男老師為臨時補充兵。筆者在學於台北高等學校高等科一年級，被編在一個重機槍連到終戰。其中最後一個月在板橋野戰醫院受惡性瘧疾的治療，撿回一命，但是因藥害而聽力受損。第二次是滿四十歲直前，在政府之「反攻大陸」設想之下，為要擔任接管大陸學術與科技單位的業務，被徵集在政戰學校受訓「接管業務」五十天，期滿被任命政戰少尉。

    這等經驗，第一次是十七歲未滿，台灣軍徵用少年兵的合法性，戰後有日人提出來檢討；被徵集後，經過短暫的機槍訓練就赴守備陣地，任務是碉堡、戰壕、機場跑道的建構等工作，相處的幾全是同學與老師。第二次的五十天召集，相處的都是將近四十歲的大專老師與工程師，只上課堂課，大家所受軍事管理也很客氣，所以，兩次都沒有經驗到「老兵欺負小兵」的洪下士待遇。

    雖然如此，被強迫中斷學業去當苦力甚至於炮灰，或放棄教書研究，去聽不可實現的夢話都十分不願，但是，違背軍命立刻被套上「叛國」大罪，誰敢犯？軍隊的可怕台日都有相同處，是十六歲或四十歲都有過一樣的感受。

    二戰美軍沒有登陸台灣，但是空襲相當頻繁，全島的公共衛生設施被破壞不少，因而瘧疾與登革熱等蚊媒疾病猖獗，光復後還拖了一陣子才平息。筆者的北四中同屆同學有二位因瘧疾，有一位因登革熱而去世，可見這等李鴻章提到的「瘴癘」，環境一破壞立刻就呈現。戰爭會帶來破壞與不幸，因而一般民眾喜歡和平是常理。筆者是一個普通平民，年紀又大到留住祖傳的、靠自備槍砲抗爭土匪及原住民「出草」的「不和平」時代記憶，以及體驗過劉永福帶領的抗日戰爭因他離台而終止之後，日本人統治台灣的五十年是一段相當長的和平時代的事實，因而有將現實與政治觀念分開觀察與思考的習慣。

結語：台灣老人可做的社會服務

    教育的執行以語言為工具。日本人設計的殖民地教育，使用日語為工具，相信是當年的台灣人不能不接受的。筆者的年齡層，母語是台灣話或客家話，學校教育使用日語，光復後改以北京官話為國語。光復時筆者就讀的台北高等學校，授課的大都是留用的日本人教授，國語教授根本找不到，所以，筆者的國語是在補習班學習一個月的注音符號使用法，以後靠字典學習發音；中文的閱讀與書寫以在中學向日本老師學到的「漢文」為基礎，自我用功學習白話文的讀與寫。所以，筆者一輩的一生中，在語言適應上所用精力與時間多。另一方面，在正規學校受教育使用日文長達十年以上，難免有許多日本文化的印記留在人格與思想中。

    因為基本教育以日文為工具語言，其後學習的英文、德文、拉丁文與國語都是以日文為學習的媒介。唯一以英文為學習媒介的有法文，因為是應付博士資格考試而在留美期間上課學習的。所謂「泰西名著」都是在公學校高年級與中學期以日文翻譯書閱讀的，而日文名著亦多有所讀。這樣的學習背景，不代表筆者心醉於日本文化，而是時代背景所使然，也必然日文成為最拿手的語言。

    很遺憾的是唸過的中文古典名著，只有中學的漢文課所教的論語、大學、孟子的片段與赤壁賦、正氣歌等，雖然於大學暑假期唸了三國演議、紅樓夢、水滸傳、儒林外史等小說通卷及史記的一部份，對於中國文史未下過功夫，但是相信對於中華文化的中心思想有「一般」程度的瞭解，而對於日本領台的實質利益有比較現實看法，所依據的是家訓忠恕理念。

    人活於世則必要放眼於世，並且有所回饋於社會才有意義。現代傳播技術發達，有許多電子媒體可利用。現下筆者利用PC可使用自如的語言有國、英、日語三種，而透過電子媒體搜集並分析生物科學與技術相關資料的能力還有。

    PC之外，衛星電視與紙本媒體也是新知的來源。筆者於漢城奧運當年，台灣開放私設衛星天線之時開始，設置一套接受日本衛星電視的天線於屋頂。近年因不能上屋頂保養天線而委人拆除，以免颱風時被吹下傷人毀物。現在雖然靠天線的免費電視廣播收不到，卻有基地放在大陸的賣日本電視收視權的公司，透過PC可收到三十七台日本電視廣播。所以，靠耳機與使用大螢幕收看日本電視台的管道還有。

    至於印刷媒體，1999年退修以後，學術專刊的閱讀與利用不再，而訂閱的外文月刊與週刊縮少到各兩件。最近自覺年進力退，明年開始要再減少為各一件；將要留下的是日文月刊文藝春秋與英文週刊The Economist，而中文媒體只訂閱日刊報紙一份。雖然搜集新資料的範圍與強度已逐漸降低，利用日英文搜集科技新知的能力還有，將其透過「科技報導」一類刊物傳播於世，是老殘唯一回報養我一生台灣之道。

2013年7月陸續發生的事件，性質相當類似而引起不少思考與回憶，因而隨興寫出本篇雜文；其本意是想表達，一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會因環境而變遷，而必要以時間軸統合才能形成可接受的歷史觀。（2013/08/09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