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28事件

蘇  仲  卿

一﹑ 前言

1.寫本文的緣起

有一位日治時代台北高等學校理科乙類（以下略稱為台高理乙）的同班同學，寄來一本最近在日本出版的George H. Kerr著 ”Formosa Betrayed” （1965年刊）的日文翻譯書。Kerr是1930年代在台高、台北商專、台北一中當過英文老師；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服務於美國海軍，為美國軍部收集、分析、整理有關台灣的資料，並參與美軍對日的台灣地區進攻作戰及佔領管理計畫之規劃；戰爭結束後，被派任為美國駐台副領事。因其地位特殊，得以密切與國府接觸，並且透過美國官方消息管道，獲得豐富的二戰前後台灣社會變遷資料，又親身體驗228事件獲得可貴第一手資料，彙整著作這一本舉世難得的台灣近代史。因為書中對於國民政府的批評嚴厲，在台灣一向是禁書，解嚴後的1997年才有中文版出刊（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前衛出版社）。聽說，他所收集的有關資料一萬多件，現在移存於台北228紀念館。

1976年，我在美國加州大學Davis校區休假期間讀了這一本書，得到非常大的感情衝擊。我的日人同學贈送我日文版有其理由。翻譯者蕭成美教授是台高理乙高一屆同學，擔任監修的日人川平朝清亦是。台高日人同學對台灣的鄉土認同感很強，同學有台灣相關著作出刊，一定會盡力捧場宣揚。

我以日文再讀三十年前以英文讀過的書，其感情衝擊依舊，特別是有關228事件的記述撩起我的記憶。今年的228將是事件的六十週年，我想應該將十九歲大一學生，兼一家事件後被廢刊民營報社的編輯部校對員的身份所得體驗，雖然範圍有限並且記憶只有斷片，並且時空的聯繫可能有顛倒錯置，還是有必要記錄下來作為我自己對將暮一生的交代。

2. 在民報社打工的緣起

二戰末期，受到統制經濟的影響，靠自由市場機制才能運作的家業沒落，加之家父生病住院，戰後，為要繼續學業必要自食其力。此時，給我很大鼓勵與協助的是擔任台高學寮（學生宿舍）寮監的德文教授瀧澤壽一 (Takizawa Jyuiti) 老師。

1945年3月，入學於台高不久，全校師生被徵入日本陸軍當起「學徒兵」，因為我個兒大，離開校隊，被編入與台北商專合編的重機槍隊指揮班，成為同班隊員瀧澤老師的「戰友」。在約半年的軍隊生活中，瀧澤老師在品德惡劣指揮官之下的許多愛護學生行為，給旁觀的我很大的感動。

戰後，他瞭解我的困境之後，教給我許多人生的道理，並且，替我尋求生活與求學兩立之道。開始時，給我安排不影響上課的零工，受益的不止我一個，後來靠他對台高校友的影響力，在開業不久的「民報」社，得到校對員的工作。

3. 報社校對工作

校對是新聞稿經過排版後才開始的熬夜工作，主筆寫的社論、或是主要收入來源的廣告之類，不是不成熟的學生打工可以碰的項目。開始時我的主要工作是外勤記者趕截稿時間送進來的新聞稿，所以開始校對與「校了」（清稿）的時段都在後面，到社時間可在下午七到八點之間，等到全版的校了交給印刷部門是上午一到兩點之間。因為校件來回有一些空檔，並且完全是有校件送來才做的包工制，假如知覺的轉換迅速，也可以在工作時間內唸書而不會被說偷懶，對白天當學生的我，可以說是很適宜的兼差。

4. 民報社與我的大一生活

我進入民報社是1946年的舊曆新年過後不久。頭一次上班時，編輯部設在萬華火車站附近一棟普通住家的二樓，秋天我上台大時，全社已經搬到中山北路上、馬偕醫院的北邊一棟木造大平房。雖然報社的作業幾乎是24小時不中斷，它設有值夜室及淋浴間，讓我收工後可以過夜。起早後，和已經上班配報的營業員打招呼，騎腳踏車往南，取中山北路、行政長官公署（現在的行政院）、東門、南門、古亭的路線到達台大為常。當時的大學生都是公費生，將受配的米及公費的一部份，交給學校就可以在學校的福利社（現在的第一會議室）吃三餐，對我來說，早上的上學是很好的餐前運動，只是遇到下雨天就很辛苦。不過，為了三餐，有沒有課上都必要到校。還好農化系有高校前輩當教授，提供研究室做為我們的落腳點，不但可以休息，也有一大書櫃的日、英、德文的化學相關專門書，讓我豐富了知識。實際上，我在大一時上的課非常少，理由是日治時代的大學部三年制，戰後改成四年制的大一課程，都是高校所修範圍。

當時國語剛由日語改為北京官話，英語教育在戰時被輕視，語言課當然是必要緊急補強的。但是，大一國文課老師的國語聽不懂，英文課的老師教的程度低，而考試都是紙上作答，可輕易過關：德文課是入門程度，比起在高校受到的特訓差太多，其他理化在高校是使用微積分解題，大一是微積分剛上，理化使用代數作答。因此，我上課堂少，只有考試時間必到，自修時間一大堆。對我來說，報社的校對工作是絕對不可馬虎的報章式「時文」（日人漢文課本中稱白話文為時文）用法的訓練；插在校對工作之間的英文刊物閱讀，以及在前輩研究室的書籍「亂讀」，都有相當的學養提升效益。這也是我對民報社有深厚感情原因之一，不得不多做說明。

民報的版頭報名題字，我記得由國父孫文具名。我不知道其源由，卻給剛唸完整理國父在黃埔軍校所講而成的一大本「三民主義講義」的我一種歷史使命感。社長是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博士，編輯長、也是我的頂頭上司是高校理甲同屆許乃超同學的長兄許乃昌先生，總務（兼發行人）及經營分別由吳春霖及林佛樹兩位先生主管，採訪主任駱水源先生是我入社的直接介紹人。以上，60年後還可以不用查資料寫出大名的人物，都是日治時代的本地漢文報老報人，難怪Kerr的書中說，民報是當時台灣最有力民間報紙。

二﹑在民報社看228事件

1.目擊227現場

二月二十七日的旁晚，因為是月底發薪在即，出發台大校區時，就打算到圓環打牙祭，不取直達路線的中山北路而繞道延平北路，由天水路往圓環跑。一進入天水路就發現路上有異；因為附近有三三五五的民眾在議論，並且依照現場民眾言論的指引，看到一台中型卡車，四輪朝天，顯然被燒過，。

在圓環的攤子，一邊吃一邊問，知道了所發生事情的大概，急遽趕到報社向採訪記者報告，於是當天晚上的校對工作上，讀了記者所寫事件內容。由公賣警察取締私菸而發生的這一起傷殺事件，現在有許多口述報導，亦見於官方調查報告書，不必由事件後只看到被燒卡車的我抄寫別人的報告。

在圓環吃飯時，由周圍群眾的許多發言，大約可以歸納以下幾點民情：

沒有菸酒公賣制度的大陸，有許多在上海製造的捲菸運到台灣賣，並不受「私菸」取締；用台灣產菸葉製造的「豐原菸」，卻因政府繼承日人留下的「專賣」制度而不得上市，非常不公。當時沒有一國兩制一詞，如以現在的語言表達，是一國兩制不能接受。

戰後雖然肥料缺乏，但是，以台灣戰前一年收成可養全民兩年以上的米糧生產力，以及規劃長期戰爭的日人，備儲甚多軍糧（挖山洞做倉庫，動用民夫運米運糖堆積，都不是秘密）的事實來說，光復只有一年半，台灣的最大農產品米與糖都發生缺乏而價格飛揚，其理由一定是貪污的後果。當時接收大員貪污行為比比皆是，並且不怕民眾的視線，將民生必需品的缺乏及生活的困苦歸結為貪污是很自然的社會意識。這一社會意識正確，上提Kerr的著作中有詳細的驗證。圓環的民眾，對貪官污吏厭惡的情緒表達得非常強烈。

戰後一年半的時間不會將戰時的記憶沖淡。大戰期間，雖然在糧食配給的統治經濟環境下，民眾並不是沒有過不滿心緒，但是治安良好，又沒有過餓肚子經驗，卻在以歡喜的心情迎接的光復之後，立刻發生惡性通貨膨脹而賺的錢遠不夠買米的情況，難免有懷念日人法治的聲音不斷於耳。

總而言之，在此一發端於取締私菸的傷殺事件直後，我強烈地感受群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並且有了模糊的不安感覺，但是，因為環境的變遷太過於迅速，連山雨欲來的預感都沒有。

2.228當日

二月二十八日的清早，騎腳踏車沿中山北路往南上台大的路，到達行政長官公署（接用日治時代的台北市政府廳舍）時，已經有民眾往公署前的廣場開始蝟集。仰頭看到陽台上的衛兵腰間帶槍，槍口朝下，讓我想起1945年10月，空跑兩趟才得于24日迎接陳儀為首的接收大員到達松山機場。當車隊通過時，看到警衛車上的衛兵，老不客氣將槍口指向手拿自畫的紙製國旗，列隊於松山機場到中崙的大道兩邊的學生歡迎隊列，讓我跑了三趟也要迎接的熱忱，頓時冷卻大半的記憶。中學時代日人軍訓所授明明是空槍也不得以槍口對人的訓練，讓我懷疑這等衛兵是否將手拿國旗歡迎他們的學生當作敵人？

到南門公賣局，看到有一大堆椅桌之類，被堆積在南門與公賣局大門之間的路上燃燒；由南昌街進入兩邊還是水稻田地的古亭一帶時，開始自後頭的市中心區傳來斷斷續續的槍聲，知道昨天晚上的事件，已經惡化到軍警大規模向民眾開槍的緊急事態。

學校內人影稀少，顯然教務的運作也停下了。當作食堂的福利社有幾十個學生用餐之後在開會。我到達時傳自城裡的槍生加密增加緊張氣氛，有關事態情報也少，所以學生常有的長辯議論不出現，很快得到回鄉瞭解當地情形，見機行動的結論。

我有報社的工作，回報社幫忙編輯報紙符合大家的結論。考慮清早長官公署前面的人潮及其後發生的槍聲，決定取道延平北路經過雙連的路線回報社。於是取道南門、氣象局、台北賓館、公園、博物館而往火車站前，經過於1945年5月30日的台北市大轟炸被炸成瓦礫的鐵路飯店廢墟左轉，面對北門走出不久就發現不能再前進，因為郵政本局與北門之間的馬路上有兩個人臥倒地上，而還有斷斷續續的槍聲發自郵政本局對面的鐵路局大樓。

於是後轉走到中山北路，由日人叫做「梅屋敷」的日式旅館（後來被指定為國父來台時住過的紀念館）旁邊走進建成街市政府前(因台灣總督府被美軍轟炸損壞，台北市政府讓出日治時代市政府廳舍給長官公署，建成國校校舍被市政府使用)，經過圓環、雙連而回到報社。路上看到有幾位一看衣著就知道是外省男子，被毆打躺在路邊，奄奄一息狀至可憐；附近還有不少年輕力壯的傢伙，殺氣騰騰，看狀不是可與講理，只有裝著未看急步而過。後來聽說是以日語及台語詰問為辨別辦法，被認為有問題就挨打，是故，本省人因心慌不能即時回答而被誤打者亦有。

台北以外的地方情況如何？因為島內民間通信網路已幾全癱瘓，要即時獲得正確消息是至難之事。有一些地方廣播電台被民眾佔據，可以聽到混合台日語的激昂聲音，其內容不足於構成有系統通信。報社雖然可用電話聯絡各地，但是新聞配送體系的麻痺已經呈現。

這一日台北全城雖然混亂，因為槍聲時有所聞，在街上流動的人不多，連新聞記者的採訪亦受限制，由以上幾種因素，要維持正常報紙版面有困難。報紙版面縮小是非常不得已的措施，而版面的縮小讓編輯及印刷的工作量減少，這一情況繼續到三月八日最後一刊的出版。

3.301到308

228的激情很快被理性取代。三月一日以住居於台北市的市政及省政參議員參與為主的民間「處理與協調委員會」成立，在公會堂（現在的台北市中山堂）集會，向政府提出取消228發佈的戒嚴令、政治改革及補償受難者的陳情。初期市內還有一些軍警與民眾的摩擦事件所聞，政府派出代表與委員會周旋，大致上表示同意解消戒嚴令、對犧牲者的補償及接受改革建議，陳儀也發布安撫文告，於是市內大致回復平靜。因為學校等於閉校，白天無事，我幾乎每天都到公會堂看貼在外的告示，晚上則由記者的文稿獲得進一步消息，以為有政經環境改進的希望在前。

4.  309

這一企盼卻于三月八日深夜的激烈槍聲打碎無餘。當天晚上因為是縮小版的編輯與印刷，最後清稿的工作落在我與另一位打工的工學院化工系同學陳朝明君（他也是高校的同屆同學）的頭上，另有兩名印刷工及一名排版工，一共只有五個人在整個報社內。記得是午夜過後不久，剛要開始開動平版印刷機的時候，忽然間在中山北路上有一排一排的輕機槍發射音大作，其中又有步槍聲間歇加入。我請大家趕快關燈並停止印刷機器。從面臨中山北路的玻璃窗望外看，看到有一挺輕機槍向對面的巷道發射吐出的火舌。於是，我建議大家都到離開馬路較遠的印刷廠區域，又因為社屋是只有約一公尺高磚牆為基礎的木造房屋，宜躺在地板上以免被流彈打到。

那一晚上，槍聲忽近忽遠起落不斷，印象很深的是來自圓山方向的步槍聲相當密，可能與後來聽到的有許多以鐵絲反綁雙手被槍殺的屍體，漂流到淡水的事有關。

平常是天還沒有破曉之前就有配報的人到達報社開始他們的工作。槍聲籠罩全市大後半夜之後，三月九日清早當然不會有人來。破曉時槍聲已停，等到有曙光之後，我們覺得對政府提出許多批評的報社，可能成為攻擊目標而不是久留之地，應該馬上離開。距離報社最近可能收容我們兩個打工學生的地方，可以想到的是離開建成圓環不遠的高校理乙同班黃際鍊同學的家（黃同學台大農經係畢業後，任教於母系，現在是該系名譽教授）。報社後面有一扇小木門，平常不開，出去是一大片菜園。出了後門之後，我們與三位工人分開，走出菜園，經由雙連街道、靜修女中、圓環而到達目的地。

一路上沒有看到人影；但是在往圓環的路上，看到前面有一人騎腳踏車，右手舉手槍，槍口指向我們。我們立刻閃進亭子腳柱之後，槍聲及子彈打擊紅磚的聲音同時發生，發槍的人拼命快速往前奔跑，也許是前往警察局北署（位於靜修女中旁邊）的警察。這是一生之內唯一被裝上實彈的槍支瞄準射擊的經驗。

5. 309之後

我們在黃同學家避難大約有五天。開始的兩三天，聽到斷斷續續的槍聲，到底外面的情況如何，完全不知。不是戰時，又所有變化激烈又快，一般民家不會有多量備蓄糧食，在槍聲不斷之下，也不會有市，米箱很快見底是當然。在此困境之下，黃同學一家接受兩難民，分享難得的米糧，是我畢生難忘的溫情。

在黃家滯留的第五天，槍聲停了，看見也有人開始在街上走動，於是告別黃家，跨過延平北路，進入迪化街走到台北橋，過橋經過三重埔，回到新莊的家。當年不像現在家家有電話，回到家裡時，已經有兩星期的音訊斷絕，看到家人顯出的笑容，真是有隔世重逢之喜悅。

我的228臨場體驗記錄在此告一段落，但是有一些相關的後段故事需要交代。

三、後記

1. 民報的廢刊及台灣精英的屠殺

事件平靜下來之後，我到了報社，被告訴報社關門，並發一份遣散費給我。我們開始印刷但未能發出的1947年3月9日號是民報的最後一版，我們幾個低級社員成為它臨終的見證人。社內的印刷房，有許多鉛字散亂在地板上，以三夾板做的大型鉛字整理架也凌亂倒在地上，特別引起注意的是三夾板上印有不少槍把的痕跡，顯示是軍兵進來做的破壞。此一情形令我自問，假如三月九日清早沒有離開，是否遇到亂兵衝入報社的局面？特別現又再讀Kerr的書中記述，3月9日上午他在馬偕醫院透過窗戶親眼看到軍兵搶劫及亂殺平民的情形。

民報社長林茂生博士遇難于這一大變故直後是早有定論，但是政府一向不證實，才會有光復直後接管台大而與林院長共事過的醫學院病理科葉曙教授在他的回憶錄中寫下「糊里糊塗失蹤」的話。

三月八日以後一星期之內發生的事，不能用糊里糊塗表現，而是有仔細計畫的消滅台灣精英的屠殺行為在內。起碼以在台北發生的事變而言，主要以改革為訴求的民對官陳情行為被當作叛變處理，而被犧牲的不止於陳情的領導人及出面處理事件的許多人。

我的生活圈一向不大，但是在身邊直接認得的犧牲者有林茂生先生；間接認得的有農化系晚幾屆，在台灣與美國都專攻同一生化研究室的林朝彥同學的父親，獸醫系好友潘英章同學的父親等。林同學父親是東京大學農化系畢業，罹難時任公賣局菸草科長；潘同學的父親是嘉義市開業醫，都是不可能有暴亂行為的知識分子，也不屬於在Kerr書中被提到的活躍人士。這等謀殺行為都是派人到家逮捕就不得再見其人其屍。由其發動時間之密及範圍之大，可知是發動國家機器綿密計畫的消滅台灣知識分子群的暗殺事件。其他亂槍打死無冤無辜的人，群殺學生等在Kerr書中記載很多，有過如此否定台灣人民為自國人民的殘暴行為發生，才會有國民黨政府是外來政權的說法產生。

記得是在一個寒冷的陰天，台大全校學生被叫到操場列隊，聽蔣介石主席的訓話。他在228事件直後並沒有來台，所以應該是1947年的年底，而這是我直接聽他演說的第一次。當時學生少，不用麥克風也可以聽到他的聲音。他講的話對大陸話沒有太多經驗的我相當難懂。可是，提高聲音喊出來的「解救台灣同胞」，「八年抗戰」，「犧牲」，「不報恩」，「叛亂」等詞還可以聽得懂。後來得自大陸同學的信息與我的猜想一致，他說八年抗戰是為了解救台灣同胞，罵台灣人民卻叛亂忘恩負義。

他對228事件有何責任，似有許多評論與看法。但是那一天發自穿著招牌黑色大外套大人物的言論，讓我失去對他「領導八年抗戰」的尊敬，只留下對權力人物的畏怖

2.吳克泰先生

講在民報社的際遇，不能不提吳克泰先生。他是自台北第二中學考上台高文科甲類，高我兩屆的前輩。在台北二中與家兄同屆，所以我知道他的原名是詹世平。記得是報社搬到中山北路之後，他以詹致遠名字來民報社當校對打工，說是剛由大陸的震旦大學轉入台大。當時我只知道他于戰爭還沒有結束以前就到大陸，有關其詳細理由及經過最近在網頁上讀到他的回憶錄才明白。

原來詹前輩光復前就學習北京話。1944年戰事吃緊，日本人發動學生動員令，他以北京話的能力，自願請校方推薦到大陸上海的日本軍部當翻譯官服務，到高校畢業期必要回台時就潛入地下，終戰之後不久考入震旦大學並加入共產黨，回來台灣自然有其政治目的。

校對工作是有稿送來才要忙，中間有一些空檔可以聊天。在聊天之間詹前輩給我的一些意見，記得特別清楚的如下：年輕人對社會的不公不義容易產生義憤而投入於政治運動。依中國現時的環境而言，政治運動不是不知道中國實況的天真年輕人可以參與的賣命事；不管國共鬥爭的前途如何發展，中國的將來發展將多依賴科技人才，你千萬不要參與政治運動。1950年大學畢業，參加行政院主辦的「就業訓練」的最後一節活動是指導員面談。在對將來的發展有利的暗示下，被勸誘加入國民黨時，我立刻回答一個不。我一向對政黨活動堅持鈍感的態度，除了對「白色恐怖」的恐怖感一生無忘之外，詹前輩在民報社的編輯部給我的叮嚀是最基本維生記憶的基礎。

228之後，隨著報紙版面縮小而工作量減少，在報社看到詹前輩的機會也減少。很意外，離開避難五天的黃同學家，進入迪化街的巷子上碰到他，雙方都大吃一驚。他問我最近幾天的情況之後，告訴我要回去新莊，應該可以安全通過台北橋。他還仔細告訴我，橋的兩頭都有憲兵站崗，雖然天氣冷，絕不能將手差入口袋中；雖然有人在橋上走，並沒有車子通過，可大搖大擺不離開憲兵視線的橋中車道走過去。在過去幾天幾乎是死城的台北，能做這樣指示的人，其情報收集能力不尋常，對政治鈍感的我也可以領受到。依照他的指示我得以安全過橋回家。沒有想到，那時與他一別要等到1995年才在北京再會。

1988年我以中央研究院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國際科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 ICSU)會員大會，主辦單位是中國科技協會(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ST)。一到北京就請CAST的接待人員找詹世平或詹致遠先生，到會期將屆還沒有消息，以為絕望。想不到在最後時刻才有消息。他們告訴我，他又改了名叫做吳克泰，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常務委員，並抄他家的電話號碼給我；他們還告訴我，是在一個年輕人的集會裡，CAST的人提起這一找人消息，碰巧他的公子在座，於是以為絕望的找人成功。我打電話到他家，不巧他為三峽水壩建設計畫的爭議作見證，參加考察團出差不在家。他的夫人告訴我考察船上的電話號碼，我試了但是沒有接通。

吳克泰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亦提起此事，其情節大致上與我所述一致，只有他舉一位我完全不認得的人名，作為將他的三個姓名同定為一的人。1988年的北京之行，是海峽兩地隔離四十年之後，第一次有官方許可的公差人員公開到大陸的事件，雙方面的媒體都做相當大規模的報導。吳先生不巧在三峽的船上而沒有看到有關我的報導，所以，我們相見要等到七年後太平洋科學會(Pacific Science Association, PSA)在北京召開會議時。

其後，我又以PSA理事身份到過北京一次，1997年他與夫人一起回台觀光，2003年春天他單身作為228事件的見證人回台時都有機會相聚。最巧的是2003年他回台的最後一次。我以國家型農業生物技術計畫總召集人的立場，為要建立基因轉殖作物生物安全性驗證設施的參考，帶團到日本進行考察，剛自機場回到家裡不到五分鐘，接到住在近鄰台大宿舍的地質系王源教授的電話。他說：吳克泰先生在我家，想看你，請過來。王教授與吳先生是台北二中與高校的同學，也是我在大戰時「學徒兵」重機槍隊的戰友，又是將近半世紀的台大前輩同事。那一天晚上的長談，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以武力進攻台灣已經不是中國的選擇」一句話。雖然他沒有說明依據的理由，可是由他的說話態度及話的脈路可感受到，為了免除台灣有像228事件軍隊殺傷無辜人民的災難，再次發生於他所愛的台灣，他也有所盡力的跡象。

在談話中他提到，近時體況不很硬朗，希望在台期間作一次體檢。我們都說請台高同學會長黃伯超前台大醫學院長安排最適當。沒有想到，體檢住院變成急性肺炎住院，他的女公子由美國來台護送他回北京養病，是我看報才得到的消息。聽說在北京的醫院有一次病情惡化到無望，後來奇跡式恢復出院，以將近兩年時間從事於口述歷史的撰寫，2005年過世於北京，台灣報紙以相當大編幅報導。

3.白色恐怖

比起228事件期間一度戒嚴，經過民眾訴願解嚴之後，于309回復戒嚴帶來的全省短時間大規模流血的衝擊，雖然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大陸遷台及全國戒嚴帶來的白色恐怖的時程密度低，其時間之長及人權損害之深，累積起來的社會傷害，實有過之而無不及。228及白色恐怖的最大衝擊期連接發生在大學求學期間之故，對我來說不講白色恐怖的體驗，似乎沒有講完228。

白色恐怖的主要被害者似乎是大學生，但是，一般民眾亦受親朋的連累而無辜有牢獄之災或喪命者。我有一位表兄，因為出借耕地給一位被懷疑為親共產黨的朋友而遭遇到抄家沒產並蹲兩年牢獄。特務人員晚上包圍學生宿舍，逮捕學生事件時有所聞，但是絕不會見報。我的班上有一位大陸來的女生，也是晚間被逮捕，坐牢而不得畢業。我後來打工的新莊初中的校長，晚上有特務前來要逮捕一位代課老師，叫他背出教員姓名時，因沒有提到代課老師的名字而與代課老師一同被逮捕，坐一年多牢才被放出。該代課老師是上面所提林朝彥同學大姊的未婚夫，死於獄中。

高校文科同學林榮勳及戴傳李兩位的遭遇交代於下：

林君父兄都是開業醫生，家況富有。戴君父親是民報社事務系統的職員，其姊在白色恐怖基隆事件中遇害。林君在校非常活躍，1949年任台大學生會會長，受傅斯年校長器重。國民政府撤退大陸的軍運頻繁時，在高雄港發生一個碼頭不見的運載軍火船大爆炸事件。其直後，林戴兩君被逮捕，林君立刻被釋放，1950年畢業直後放洋留學美國。

1950年我初任農化系助教不久，自位置於古亭國小附近，稱為「一天莊」的單身宿舍搭一號公車上班時，一上車就看到戴君在車上。戴君在車上細聲告訴我的話如下：

剛被釋放，要去學校辦理復學，不辦復學的自由都沒有。

林榮勳是傅斯年校長向警總要人才得立刻釋放。

詹致遠（吳克泰）帶新婚太太搭公共交通工具離台。

相談時間雖短，戴君嘆息不運的落寞神情令人心酸。

當時我以為吳克泰先生帶新婚太太離台是228直後之事。最近讀他的回憶錄才知道，他于228之後離台到上海，之後又受工作任務回台，到戴君等被逮捕前後才又離台，確是普通書生想像不到的高超政治活動手腕。

我們同學間流傳有關林君的故事，值得一提。

他在美國的入境手續一完，立刻撕破護照，宣言持用此種護照為恥，令在場美國移民官員傻眼。

林君因癌症英年去世，不再有機會踏上鄉土。

4.民報社

民報社是第二大戰之後，我在求學求生存的路上，提供打工機會的有恩公司，它不但是經濟上的支柱，也是讓我磨練中文獲得應付激變社會環境能力的場所。1946年9月1日台灣的第一次記者節在中山堂的狂歡，過年前在林社長公館招待全社員的Sukiyaki餐會，都是記憶民報社印象深刻的盛事。在Kerr書中，引用報紙記事不少；雖然當時的第一大報官營新生報出現次數最多，民報的記事、特別是社論也有被引用。由Kerr引用的民報社論可以明瞭，雖然主張政治改革，分割族群的想法全無。我不是228歷史的研究專家，但是對於228的歷史有想知的意願，所以，1992年出刊的戴國煇、葉芸芸共著「愛憎228」我也買了一本。該書提到林茂生先生之處，是吳濁流先生推想林茂生先生遇害的可能原因，而其中才見到Kerr與民報兩個名字；又，雖然新生報的引用極多，民報的報導及Kerr的Formosa betrayed完全不被「愛憎228」引用。戴國煇先生在書上提到他有過在Berkeley從事研究的經歷。Berkeley是Kerr移住Honolulu以前多年進行學術活動的地方，又是有關東亞文獻非常豐富的環境，戴葉兩位為何未採用依據豐富中美政府官方文獻與第一手現場觀察所得資料撰寫的書？是否書上對國民黨政府的指控過於嚴厲，以及美國利益觀點太強？

5.狗與豬

日治時代，台灣中學生之間指日本人的暗語是狗。在殖民地台灣，日本人有許多特權是一般台灣人不能享受的。就中學的入學率來說，1940年代台北地區公立男生中學有四校，學生總數台灣人與日本人比數小於1比4。不是因為台灣學生笨而考不上，或是台灣人不願意唸中學，是名額限制的結果。我唸的台北四中一學年150名，其中台籍生約30名，學科成績全在前50名之內，可看出受排擠的程度。因為日本人有普通成績就可以入學，品行不良的也會進來。學科成績與品行都不良的，其民族優越感特強，行為專橫，欺負台灣人的許多事就會發生。因此，台灣人學生以狗、或四腳仔稱呼他們表示輕蔑之意。

光復之後，來台接管的政府人員多有貪腐行為，又行政效率低，除非有紅包幾乎不做事，看在人民的眼光裡，有如貪吃睡懶覺的豬。於是以豬稱呼官員的風氣很盛。

以前台灣鐵路的縱貫線與宜蘭線都是以基隆為始發站，因此，八堵是轉車的必停站。轉車時間可能會相當長，所以八堵站前有一家規模不小的餐廳，為轉車旅客用餐之地。光復後大約半年的時候，為等宜蘭線火車，我在那一家餐廳吃炒麵時，有一客人進來大聲叫「給我炒一盤陳儀麵」。掌廚的二話不說只嗯了一聲，立刻炒一盤豬「肝」麵（「肝」與台語「官」音聲全同）端出來，讓我嘆息，半年前不厭跑機場三趟熱情歡迎的行政長官，已經被唾棄為豬官的代名詞。

6結語

228事件將台灣住民以1945年為移住時間的界線切成兩個大族群。在228與白色恐怖的年代，當一個本地出生的大學生而中國語言的使用都不自在的年代，假如說沒有被歧視的族群觀念是假的。但是被歧視的經驗，也會激發族群歧視不當的理念。我有不少很照顧我而畢生難忘的日本恩師，但是也遇過不少歧視台灣人的日本人。族群分割是族群歧視的原點，對它的厭惡在中學時代就已經很明確。也就是說，大學生年代我本性上厭惡而絕對反對分割族群觀念。我一生以教職為生的立場，維持絕對不能容許以族群之別對學生有任何歧視的態度。

我個人覺得非常遺憾的是，現在的台灣為政治權力的爭奪，不但將民眾想要以歷史定位的兩大族群分割的過去事件從墳墓叫醒，還要將族群的分割更仔細化而與文化的多元性混淆，其目的不外在於排除異己而達成不當權力的奪取與合理化。

以戒嚴與白色恐怖為工具的威權統治結束已經有二十年。其間成為228事件最大原因的族群間權力不平衡已經應該被消除。假如目前的台灣還要依靠煽動族群技倆贏得選票，由其產生的權力傲慢所導致的專橫與威權統治下產生的權力不平衡有何不同？我們應該認知，日本統治台灣的民族歧視的仇痕及威權政治年代族群權力不平衡的傷痛，應該是歷史的教訓而不是現在的政爭道具。假如要在世界史中找出教訓的話，可容易舉出近代史上發生過的最大權力傲慢源自於希特勒的民族傲慢。

我講的、寫的、讀的最應手的語言是日文，因為它是我從小學時代開始以國語的立場學習十四年的語言。我有不少日本同學朋友，目前還有超過九十歲的日本老師與我來往。我家有架設天線專收日本的衛星廣播。那，我對日本民眾的族群認同強於台灣民眾嗎？我的回答是絕不。我認同的台灣民眾是一個全民而不是被分割的幾個族群中的一個。我欣賞日本的文化，但是我認同的是讓我生活的台灣。活在台灣的每一個人民都是台灣人，我認同的共同生命體由所有的台灣人組成。日本不過是由台灣延伸出去的全球化世界的一部份，它與我的緣分比世界上其他地域深一點罷了。

開始寫228回憶文的動機是日本朋友的贈書，為了回饋而先寫了日文版。中文版是應年輕朋友的要求重新起稿，不是翻譯，懂日文的朋友比對中日兩文應可看出。(2007年1月25日完稿)